关帝自升为“关圣帝君”以来,其护国佑民的灵应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,这些事迹并非单纯的神异传说,而是与儒释道三家的劝善惩恶思想深度契合,儒家重现世善报、道家循天道法则、佛教讲三世业报,三者虽表述不同,却都以“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”为核心,而关帝的灵应事,正是这种思想的具象化体现,成为教化百姓、规范言行的鲜活教材。
关帝护国佑民的灵应,最直接的便是在民众危难时显化,惩恶护善。浙江余姚曾遭倭寇进攻,城池危在旦夕,百姓赴灵绪山关庙祈祷,关帝显灵助军民打退倭寇,事后乡贤管氏、钱氏、叶氏倡议扩修关庙。此为关帝护佑守城百姓,抵御外侮的例证。
吉林省公主岭市廿家子镇流传,九一八事变时,胡匪作乱侵扰乡邻,关帝显灵打跑胡匪,护住一方安宁,这是关帝“爱护百姓、大慈大悲”的明证。
吉林大安县大赉城更有记载,当地曾遭胡子(土匪)劫掠,百姓困苦不堪,关帝派天兵天将相助,最终将土匪击溃,还百姓太平生活;贵州水城县的《关公救水城》亦记,土匪罗飞天扬言屠城,关帝挥刀斩其首级,救全城百姓于水火。
这些事迹里,关帝惩的是倭寇、胡匪、土匪等“恶”,护的是百姓、军民等“善”,正是三家劝善惩恶思想在现实中的投射。
儒家思想以“积善成德”为纲,强调现世报应与社会伦理,关帝的灵应事迹中,多有“善因得善果”的例证,为儒家因果观提供生动诠释。
《易传》有云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,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”,明思宗崇祯十二年,毛一骏任湖广勋阳府竹山县令时,流寇叛变围城十七日,还切断水道,官兵与百姓六七天干渴难耐,濒临绝境。毛一骏念及百姓安危,率众人赴关帝庙虔诚祈祷,当天夜里便大雨如注,不仅解了干渴之危,更借雨水加固城防,最终保全了全城人的性命。
毛一骏因“护民之善”祷请关帝,得灵应化解危机,正是儒家倡导官员践行“仁政”的典范,关帝的灵应则成了对这种善举的肯定,也让百姓更相信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”的道理。
道家思想以“天道循环”为核心,主张“天道无亲,常与善人”,关帝的灵应与民众对关帝的信仰,也暗合道家“顺应天道则得护佑”的法则。
《道德经》所言“天道无亲,常与善人”,并非指天道有偏私,而是说顺应自然、行合乎道义之事者,自会契合天道运行的规律。河北耿村流传一则故事,有一家人遭贼抢劫,正当危急时,天上来了一群天兵天将,其中一位红脸大汉(即关帝)斩死贼人,护住了这家人的性命与财产。事后这家人赴关帝庙祭拜,见关帝神像仍大汗淋漓,方知是关帝显灵。
从此,百姓便将关帝请进家中供奉,视其为镇邪神。这家人因未行恶事,遭难时得关帝护佑,恰是道家“天道护善”的体现,而百姓供奉关帝镇宅,并非刻意求神,而是以关帝为“天道正义”的象征,相信顺应道义便能避开灾祸。
另有东北淘金行业的记载,几大金矿的矿工皆笃信关帝,集资修建关帝庙,庙联书“德智配三才仰不愧天俯不愧地,精魂照万古而为英死而为灵”,横批“大义参天”。淘金者需对抗恶劣自然环境与盗匪侵扰,他们以关帝“义”为交往准则,坚信关帝的“义”与天道相合,遵循此道便能在艰险中得庇佑。这正是道家“顺应天道、行义避恶”理念的实践,关帝的灵应则成了天道法则的具象化表达。
佛教讲“善恶唯心,果报自受”,主张三世轮回中的业力报应,关帝的灵应事迹中,“惩恶护善”的果报,与佛教的因果观相呼应。
《金刚经》劝诫“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”,认为善恶皆由心起,果报需自身承担,关帝显圣护持佛法、庇佑信仰之地,也是对这一思想的印证。据《佛祖统记》卷六《智者传》记载,隋开皇十二年,天台宗创始人、高僧智顗欲在当阳玉泉山筹建寺院,以弘扬佛法、利益众生,却苦于选址未定。一夜,智顗忽见二人威严如王,长者美髯丰厚,少者冠帽秀发,自通姓名为关帝父子,言“此山清幽绝尘,愿助师建寺,护持正法、庇佑一方百姓”。智顗察其诚心,遂依其指引选址动工,建成玉泉寺。此后,玉泉寺香火鼎盛,不仅成为佛教圣地,周边百姓亦受其福泽,鲜遭灾祸。关帝主动助高僧建寺,既是对佛法的护持,也是对“利益众生”善念的践行,恰合佛教“护法护民”的宗旨,而寺院的兴盛与百姓的安宁,便是这种善举带来的善果。
儒释道三家的劝善惩恶思想,虽各有侧重:儒家重社会伦理的现世报应,道家循自然法则的天道护佑,佛教讲个人修行的三世业报,但都认同“善恶有报”的核心,而关帝护国佑民的灵应事迹,恰是将这三种思想具象化的载体。
关帝助余姚抗倭、护竹山百姓,是儒家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”的伦理实践;救耿村百姓、助淘金者避险,是道家“天道无亲,常与善人”的法则体现;助智顗建寺,是佛教“愿力大于业力,业力大于神通力”的生动诠释。
这些事迹流传千余年,契合了传统文化中对“善”的追求与对“恶”的摒弃,让劝善惩恶的思想从抽象的哲学理念,变成了百姓能感知、能效仿的具体故事。
关帝的灵应由此成为儒释道劝善惩恶思想在民间的“活教材”。关帝用护国佑民的行动,告诉世人:善并非虚无的道德说教,而是能得现世安稳、天道护佑、业力善果的践行;恶亦非无人知晓,而是终将遭惩处、失庇佑、受业报的行径。
这种融合了三家智慧的“善恶观”,正是关帝信仰能跨越千年、深入人心的根本,也为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实践,筑起了一道坚实的精神屏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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